[14]以G.耶利内克、弗莱纳的理论为基础，并对德国各邦行政诉讼实践加以总结，布勒最终析出公权的定义与要素、提炼了保护规范理论。

而且这一阶段的法治政府评估相关内容只指出完善行政应诉制度，以及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认真对待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并没有从人民法院的判决数量来评判依法行政水平，也没有在渎职侵权类犯罪中反思法治政府的不足。如果对指标体系的局限性没有清醒的认知，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负面实践后果。

2001年后履行加入WTO的相关承诺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外部推力。而协同的前提是不同的系统如何沟通。要求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时遵循公开程序，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施行。因此，当我们把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区分与衔接的内容确定了，并以一定标准去划分它们的界限，就能界定法治政府建设的范围。评估的内容也不停留在法治层面，还应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绩考核内容纳入进行综合评估。

（一）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１．实践是指标科学性的来源与保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曾经出现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指标运动。一体的法治政府建设呈现出更多复杂的现象。但本文对相关文件的梳理却重在发现各阶段的特殊性。

理念或者观念的重大转变往往意味着时代的更替。从世界范围看，善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才开始受到各界关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在党的领导下，以国家为主导且注重制度建设的特征。这是由经济指标的有效性决定的。

多元治理结构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整体性的保障。2019年５月２２日，中央依法治国办在全国范围启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同时公布全国层面市县两级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即以《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以下简称《市县指标体系》）作为开展示范创建活动的评估标准。

（三）2015年至今：一体化建设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新要求。而不同的行动者可能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能都没有或者部分有部分没有。这一阶段法治政府建设有了明显的摆脱严格法定主义观念，将视野与触角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的趋势。在大多数治理过程中，不同的行动者有不同的问题、价值判断和期望的解决方案。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布的《市县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六社会矛盾纠纷依法有效化解中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指标应该细化。《实施纲要（2015—2020）》在指导思想中就提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都没有找到严格定义概率并将其公理化的有效途径。这种依赖立法的严格法定主义概念的确有利于克服法律虚无主义，为混乱的社会现实和人心提供一些确定性的指导。

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于2013年启动中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为例，该项目2016年评估指标降低静态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置的指标及其所占权重，评估的重点转向注重制度实施效果的动态指标。设计专家明确指出并没有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法治概念。

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理念发挥了调节各种要素的关系，促进相关资源和行动集中到特定方向上整合功能。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理念指导下，应依靠党的领导，以政府治理为中心，进一步深化立法、决策、执法之间横向治理。

从文本表述看，法治政府建设发生过三次重心转变，分别是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法治政府意见》）、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实施纲要（2015—2020年）》）。３．客观观测比主观感受在指标体系中的地位更重要 通过以上对法治政府建设理念的剖析，已明确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理念是国家治理理念，勿要盲目借用域外法治理念、观念或者概念，以免混淆视听。这两个方面既反映了特定时期立法的具体规范内容，也呈现了人们对这些立法规范的认知和理解。2009年1月1日，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正式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体系中许多指标与法治相关，而有些指标并不属于传统法治范畴，可以归属于政治、管理等领域。倒是常常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数字工具。

但为什么经济指标更有用呢？这是因为各种经济指标背后往往都有经过多年验证与反复修正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学模型。当然，主观指标也并非完全主观和随意产生的。

（３）适应性命题：是否根据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来设计指标。第三方评估专家给出的分数偏主观化。

尽管如此，治理理论仍有非常独特的逻辑。治理概念源于希腊语kybernan，意思是领航，引导或指挥，后被翻译成拉丁语gubernare，意指船长在大海航行中掌握方向的行为，对应的英语Governance可以翻译为统治、控制。

因此，立法成为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可见，规范的制定和完备一直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以北京、青岛、滨州三个评估城市为例。政府被认为是治理网络中最熟练的行动主体，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团结其他行动者，找到能同时满足不同价值诉求的解决方案，并能维护网络中各方的利益。

这一点可从各省公布的法治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与依法行政建设内容比较中窥见。通过具体的评估活动，也让该条例中关于重大行政决策清单制度、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等制度受到实务部门更广泛地认同。

治理是二十世纪末应对政府改革的新形势产生的新理念。而且为了防止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主观化，应着力设计客观的指标观测点。

概率论从此才成为严谨的数学分支。正是在国家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用法治手段才能将国家、政府和社会进行一体化建设。

比如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区分与衔接更多体现在监督机制方面，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群众、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等等。比如《市县指标体系》中关于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达100％和及时向检察机关反馈检察建设采纳情况办复率达100％的指标，并不切合实际。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政府法治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法治政府建设与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及党的建设等内容结合起来，对经济发达地区强化约束性指标，对经济落后地区强化服务、保障性政府职能的运行考核。从环境的关系模式来看，法治政府建设可分为依法、倚法和一体建设三个阶段。

比如《实施纲要》要求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而且《实施纲要》中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的要求都是围绕立法活动和立法质量问题展开的，暗含对法制的强调、对法律规范的依重。还有政府法律顾问都不愿意谈及政府法治水平的真实情况，访谈时十分敷衍或者避重就轻。

例如，世界正义工程2014年法治指数报告宣称其关于法治的操作性定义基于四个原则，而这些原则源于被全球广泛接受的标准。2019年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布的《市县指标体系》中，第二项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完善指标包括４项二级指标，其中有３项二级指标都是关于行政规范完善的内容：如完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机制、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备案审查和清理机制健全等内容。

然而，统计学的组成非常复杂，其中既有基于概率论的部分，又有与概率论不太相关的部分。经过多年实践，人们发现社会指标在描述和预测的准确性以及政策影响的中立性等方面都乏善可陈。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